「人生就像打電話,不是你先『掛』,就是我先『掛』!所以沒什麼看不開的!」
「崇她欣社」律師社長余淑杏演講的開場白,引發哄堂大笑,也觸動了我們對生死的思考。
預立遺囑和安排身後事,都不再是禁忌話題,多數人也有事先規劃別讓兒女困擾的想法,但是真要開口明說,總是找不到恰當的時機與場合。
生命有終日,想得開、放得下
就連我想和另一半討論這個話題,感覺也不容易。
總是有些迴避,不是推說「現在談這個太早了……」,要不然就說「妳擔心太多……」,或許他心裡也有所盤算,但並不想正面談論這個議題。
男人在某些時候,確實不如女性來得坦率乾脆!
先生是天主教徒,近年來,每晚都要花不少時間在睡前唸「思念救主耶穌之苦難與聖死」的祈禱手冊,他說因為我跟女兒還沒有受洗,他每晚唸經,可以帶全家人一起上天堂。
這是他的感性和「安排」,而我在這個議題上比較理性。
說到底,人生不就圖個活時盡心,死後安心嗎?
一位好友的另一半也是如此,頗有家業,卻對由哪一位兒女接班避而不談,他對兒女們力求公平,也希望跟每個孩子維持良好的親子互動,唯獨對接班議題採取拖延之勢。
對於「生命必有終日」的這個事實,人人都知道,但願意思考、面對,讓歲月成為自己的老師,從中學習想得開、放得下,讓身心靈愈走愈開闊,卻不是件容易的事。
角色轉換,思考遺囑
從四十歲開始,家中一個上鎖的抽屜裡,就有我手寫的遺書,很簡單地交待資產、人生感言和對兒女的叮囑,壓上日期並簽上名字。
我當時並沒有細究,這樣的寫法和方式有沒有法律效力,只是因為兩個孩子分別出世後,我的工作高壓忙碌,不時還有海外出訪行程,腦海裡因而不時浮現是否該寫遺囑的這件事。
人生角色轉換,改變了思維,最重要的是責任加重了。
在四十歲之前,我從未想過要立遺囑,更年輕一些時,感覺寫遺囑是挺晦氣的一件事兒。
逼近四十歲時,工作上連續有兩次重要的海外任務,不知為何,突然讓我對人生有了高瞻遠矚的心情。
一九九七年香港回歸,我和新聞部節目組同仁共同製作採訪系列專題報導「失落的紫荊花」,當時我正懷著女兒,兒子才四歲。
七月一日,香港回歸,我們更在維多利亞港現場轉播英國總督離開香港,記錄東方之珠正式歸還中國的歷史性時刻。
全世界的重要媒體都齊聚在香港港區的國際媒體中心,很大的一個區域實施交通管制,新聞部FD小辛,陪著我走了好長的一段路才到碼頭,準備搭乘渡輪回九龍島,我體力甚佳,還在一處交通指示牌前拍照留念。
別在避諱談論生死!不知道是意外還是明天先來到,下一頁看盡早準備的重要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