字級放大大衛‧古道爾（DavidGoodall）是澳洲的生態學家，104歲的他身上沒有慢性病，宣布在可自願安樂死的瑞士結束一生，他說：「在我不能自由旅行、不能自在閱讀想讀的書、沒辦法好好教書，那時我就覺得差不多了，我該離開這個世界了。」曾寶儀因拍攝探討告別的權利，有機會前往瑞士採訪大衛．古道爾，她分享與大衛在瑞士飯店裡對話後的反思與內心糾結，期望文字能化為一趟帶給讀者思考的旅程，一趟能讓人直視生命、更靠近真實自我的旅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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採訪傅達仁和大衛‧古道爾：請給我這個
權利
，
完成人生最後的願望
《明天之前》觀眾不知道的是，四月第一次去阿姆斯特丹之前，三月的某一天，我去拜訪過傅達仁先生。
當我訪問他時，他熱情地侃侃而談他的人生經歷，以及做安樂死的決定，但當一個多小時訪談結束，他的活力立刻如洩了氣的氣球般萎靡，必須立刻回房休息。我看到他整個人垮下來那一面，以至於他後來去瑞士的影片公開在網路上時，我完全沒辦法看，我不忍心看。
對我而言，與傅達仁先生有過生命交集，這才是最珍貴的，我不想在我們的回憶中，再置入其他內容。讓安樂死的過程成為我生命的一部分，那對我來說太沉重。
而當我做完大衛的採訪，我知道最難以承受的是離世者身邊的人。就算心理建設做足，身體的疼痛與心痛，誰能量比哪個比較痛？
同時我也更能理解傅達仁先生當時的心情：請給我這個權利，讓我完成人生最後一個願望吧。
除此願望，人生已別無所求。
這也是大衛．古道爾的心聲。
大衛．古道爾在澳洲加入了死亡醫生菲利普的諮詢團體，因此由團體裡的護士陪伴大衛去瑞士。他們先到法國見大衛家人最後一面，再飛往瑞士巴塞爾。
菲利普知道這是宣揚他理念的好機會，因此他歡迎全球各大媒體前來拍攝。
我們先打聽好大衛所下榻的飯店，也打算入住同一間。在巴塞爾機場時，北京與台北我們一行人共五人集合會面，準備搭計程車去飯店。
何時該離開這個世界？當「安樂死
」是個再簡單不過的決定
當時有溫暖的陽光灑落在花園中，我還記得當我面對大衛，像孫女一般蹲在他面前聽他說話，近距離看著他的臉、握著他的手時，我腦子閃過一個念頭：他真的好老啊。
大衛的皮膚不停掉下小屑屑，手的皮膚非常皺。當他喝著茶時，茶水會不自覺從他唇邊流下……
大衛是我訪問過最老的人瑞，看著他帶給我強烈的衝擊感。
在他身旁陪他用午餐，對於我的問題，他以輕鬆的方式回應我，或是不時開玩笑地說：「歐洲人真不懂得做茶，我不該點茶喝的。」
我問他：「對您來說，安樂死是個困難的決定嗎？」
大衛說：「對我來說是個很簡單的決定，因為我這幾年的生活已經變成悲劇了。我一直盡力在忍受生活，雖然希望自己有能力享受它，但現在已經不可能了。我真希望澳洲政府能讓安樂死變得容易，但政府一直說不不不，所以我只能向瑞士尋求幫助。這不是最好的選擇，我真的不想選擇在瑞士結束生命，要是能直接在澳洲安樂死就好了。」
104歲大衛‧古道爾：我不認為衰老是丟臉的，但我寧願在沒這麼老的時候死去
我注意到大衛的衣服上印著一句話：丟臉地衰老。
於是問他：「如您衣服上這句話所說，您真的認為衰老是一件丟臉的事嗎？」
他說：「我不太清楚今天選了哪件衣服穿，但如果我穿著這件衣服去演講，我想那會有很好的諷刺效果。」
儘管已高齡104歲，大衛仍不忘幽默。
他繼續說：「我不認為衰老是丟臉的，人們想活得久是很正常的事，但我寧願在沒這麼老的時候死去。我也曾經認為長壽很好，直到95歲之後大部分的生活我無法自理，被吊銷了駕照，對我而言這是結束生命的開始。」
我接著問他：「離開這世界後，你最想念的會是什麼？」
他回答：「我會很想念在斐濟做研究的那段時光。」
高齡104歲的大衛身上沒有任何慢性病，兒孫成群，年過百歲的他仍然在大學教書做研究，從一般人眼中看來，他沒有安樂死的理由。
我猜想，也許最主要的原因是我看過的一則報導： 一、兩個月前，獨居的他在家中跌倒，三天後才被來幫忙打掃的人員發現。整整三天無法求救，只能躺在地上，這三天的他到底經歷了什麼？他會想些什麼？於是我問大衛：「是因為你在家裡跌倒了，才做這個決定嗎？」
他說：「不是。在我不能自由旅行、不能自在閱讀想讀的書、沒辦法好好教書，那時我就覺得差不多了，我該離開這個世界了。」
我們那天下午在花園的互動非常自然。我臉上一點妝也沒有，頭髮由於十幾個小時的飛行而亂七八糟，也只能用簡單的英文與他交談。儘管如此，這段時光比任何訪問都來得有價值。
最後與他道別時，我說：「我也住在這間飯店，先讓您休息，這兩天我們應該還會再見面。」
他執起我的手，親吻了一下。
我也親吻了他的手。
在那一刻，我們祝福了彼此。
沒有死亡陰影下的悲傷與恐懼，我們就像來自地球兩端的忘年之交，一起在瑞士飯店有著美好陽光灑落的花園裡，吃了一頓愜意的午餐。
英國團隊抵達飯店，得知我們已先採訪後，英國導演卻說：「我們沒有拍到，這不算是正式的採訪，我們不會用。」當時我其實有些沮喪，我認為不可能有比這更好的採訪。那是在如此自然下發生，不是刻意裝模作樣的產物。我不懂為何英國團隊堅持要再另做一次專訪。雖然我內心糾結著，但尊重英國導演的決定。
此刻，出發前的疑慮又回到心中：我在這個團隊中的定位是什麼？我扮演什麼樣的角色？是記者還是主持人？是一名觀察者？一個好奇的民眾？我到底是誰？……
在人生最後，大聲唱出生命的《歡樂頌》
巴塞爾第二天，英國導演安排了一些採訪行程，包含當天上午的正式記者會，以及機動性訪問陪著大衛來巴塞爾的護士、死亡醫生菲利普等相關人士。
由於時差，第二天早上我四、五點就醒來了。採訪都安排在白天，這對我來說反而是很好的生理時鐘，早起我能有充分時間靜心，或是準備當天的採訪。
當我們抵達記者會現場時，陣仗之大，彷彿全世界的大媒體都來了。美國CNN、英國BBC、澳洲ABC、路透社……原本就不大的宴會廳擠得水洩不通，但東方面孔只有我們。幸好，在亞洲能確保我們是獨家。
大衛由孫子陪他到現場，孫子也是從另一個城市特地飛到瑞士，陪爺爺走完人生。
雖然會場內擠滿媒體，但氣氛卻瀰漫著一股凝重，有種山雨欲來之感。
一名記者打破沉悶的氣氛問大衛：「在您的最後一刻，您會放點什麼音樂嗎？」
大衛說：「我應該會放《歡樂頌》。」
說完，大衛竟大聲唱出貝多芬第九號交響曲中的《歡樂頌》。他的歌聲，鎮住了現場所有人。
瞬間，會場內彷彿亮了起來。這顯示大衛仍是活力充沛，他並非虛弱到必須結束生命的老人。
而這反差，又更加突顯這整件事的荒謬，與考驗著我們一般人對死亡甚至是安樂死的認知。
怎樣的照顧是體貼長輩？你願意有人24小時監視你的吃喝拉撒睡嗎？
接下來，我們打聽到大衛的孫子可能會推著爺爺去附近植物園散心。這段出發前的空檔我們訪問了護士，我問護士：「為什麼大衛的家人沒打算幫他請二十四小時的看護？或許他就不必面對跌倒三天後才被發現這件事。」
但護士反問我：「換作是妳，妳想要嗎？有人二十四小時監視著妳，盯著妳的吃喝拉撒睡，妳想過著這樣的日子嗎？」我被護士問倒了。
對於家中長輩，我們理所當然認為要全天候無微不至地照顧，這似乎就是最好的安排，但我們從來沒有問過長輩：你們想不想要？
會不會長輩為了讓晚輩不那麼愧疚，把自己的尊嚴放到一邊了呢？這麼一來，反而是強加壓力在長輩身上。如果連你自己都不想要過這樣的生活，又為什麼你會覺得這是最體貼長輩的方法？
我重新思考了過去認為是理所當然的價值觀。
如果死亡不一定是悲傷，而是留下來的禮物
大衛告別世界的日子到來。那天我同樣起了個大早，並且挑選了一套黑衣。
前幾天都是好天氣，這天一早卻下起雨來。
我們陪著大衛以及他的家人去執行安樂死診所的現場。
看著大衛上車之後，再坐上我們的車，英國導演沿路問我：「寶儀，妳在想什麼？」
當時我回答了這個問題四、五次，但每次都語無倫次。我重複地說：「我不知道我現在在做什麼？」
我在採訪？我在送一位老人家最後一程？我去見證他人的死亡？當時我腦中沒有任何消化這件事的機制。這到底是什麼？我到底在幹麼？大衛孫子心中的問號，或許和我是相同的。
整段旅程都像一面鏡子般照見我自己，我無法超然地以記者或主持人的客觀角色面對。一團混亂的我只能對鏡頭說：「我真的不知道我在幹麼。」而導演也用了這畫面。他認為這個畫面能具象地表達這整件事的矛盾與衝突性。我們在等待什麼？
到了現場，仍然有許多媒體到場。大衛與他的親人圍坐在房間中央的長桌。
有媒體想上前對大衛說話，但此刻我一句話也說不出口，也不認為我有資格走上前去說些告別的話。我站得遠遠的，觀察這一切。
診所裡的人員忙進忙出處理事情，大衛似乎等得不耐，忍不住出聲問了：「我們到底還在等什麼呢？」當他一說出口，所有人都愣住了。
此時，他的孫子反而笑了，說：「我們還有一些表格要填。」
大衛便說：「總是有這麼多表格要填。」所有人這才跟著笑了。
這些笑聲令我稍稍放鬆。這一刻我看見幽默的珍貴—笑，能讓緊繃的能量找到宣洩的出口。
當下我突然明白，大衛早已準備好了，他人的悲傷對他而言沒有任何意義。那麼身為旁觀者的我，到底在糾葛什麼？到底為了什麼要無所適從。
此時此刻，我知道自己要以何種角色站在這裡了，心中糾葛倏地鬆開。
這時有人進來說話：「時間到了，大家可以出去了。」
所有媒體移動到另一個房間等待。
記得我等了好久好久，遠遠地還看見有媒體怕漏了獨家畫面而與機構人員起爭執。這時候還想著獨家？當然我也了解，他們只是盡忠職守。
在等待中我甚至說：「我們在等待什麼？在等待一個早就知道的結果？這實在太荒謬了。」
我在等待室中走來走去，心想：不如來看書吧。書架上只有魯米的詩集是英文，其他都是我不懂的語言。
拿起魯米的詩集，先翻開一頁，讀著讀著，覺得有點意思。
我問攝影師，你要不要問個問題，我們再來翻頁讀出詩句。
攝影師笑了。
我又想到，或許我可以問問這本詩集， 今天到底要教會我什麼？
在心中默唸問題，隨意翻開一頁，上頭的鉛字印著：
Today is such a happy day,
There is no room for sadness,
Today we drink the wine of trust from the cup of knowledge,
We can’t live on bread and water alone,
Let us eat a little from the hand of God.
看了第一句我便笑了出來，答案多麼清楚明白。老天爺又再次送了我禮物。
如果一路走來，我都在學習死亡不一定是悲傷，我為什麼要被悲傷困住，並且緊抓住它不放？
或許我們能從這件事中得到一份禮物，這份所愛的人離開而留下來的禮物，我們有沒有拆開它並好好學習。
這首詩的中譯是這樣的：
今日如此美妙， 沒有可讓悲傷容身之處，
今日讓我們從知識之杯裡啜飲那叫做信任的酒，
既然不能只靠麵包與水過活，
就讓我們吃點從神的手中接過來的食糧吧。
讀完這首詩後不久，診所有人出來宣布大衛的死亡時間。
我告訴自己，這首詩不只是給我答案，它也給了〈告別的權利〉這部紀錄片一個答案。於是我將詩集這頁拍了下來。
在拍攝紀錄片的結尾時，我朗讀了這首詩送給所有觀眾。我也很慶幸導演用了這段畫面。
我想他們也明白，這的確是老天爺送給我們的禮物—如果我們能認出它來，並且明白它是如此珍貴。當我們辨識出它來，就會將它好好地收藏。
最後，我把我的愛與祝福送給大衛。我相信有死後的世界，他在那裡將被眾人的愛與祝福擁抱。
而最後的最後，我終將與那些悲傷與不捨道別。
本文摘自《一期一會的生命禮物：那些讓我又哭又震撼的跨國境旅程》／曾寶儀（節目主持人）／大田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