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布幕蓋上，不代表現場就已清理完畢。把做錯事的人推出門外，不代表不好的事就不會再發生。從第一線的醫師，到後端的醫院管理階層，我一直在學習及思考，對於「不完美」的事情，怎樣才是比較「完美」的處理方式？
第一個觸動我這條神經的，是一名無助的未婚懷孕少女。她到馬偕醫院來求助，要求墮胎，這個苦命的女孩，不是因為愛玩、不知自我保護才意外有身孕，她是最讓人沉痛的亂倫強暴案的受害者。
「我們醫院不做墮胎手術，請妳去別的地方吧！」那時，我還是住院醫師，算是年輕的菜鳥。我聽見我的老師這樣對這個女孩說，我疑惑、不捨也心痛。
我們把女孩推到我們醫院的門外，我可以想見，她會被迫到專門做人工流產手術的某些診所，相較於大醫院，那裡的設備多半相對不足。那女孩當時已懷孕十八、九週，胎兒已相當大了，在我們醫院，可以用較溫和的催生方式將胎兒娩出；但在診所，很可能是要用剖腹取胎，女孩年輕而嬌小的身體要承受一刀，風險相對大，還要留下一個永遠提醒著她這段不堪經歷的「疤痕」，在她下腹，也在她心口。
更現實的狀況還有，轉到私人診所去，女孩勢必得擔負更高的費用，她的家人會幫她付嗎？她自己又負擔得起嗎？
召集專家討論原則，減少遺憾
在我心裡有一百個聲音在呼喊、質疑：為什麼我們不能幫她墮胎？明明我們可以做得比較好！醫師不幫忙這些孩子「處理」，難道不倫的未成年懷孕這類的事情，就可以杜絕嗎？
不會的，這些憾事不會因此而不再發生的。在我的婦產科生涯裡，這些大著肚子來求助的少女不斷出現，除了少不更事、貪玩而「玩出意外」，更有不少是自己無能為力的結果，遭到亂倫、強暴，還有無行為能力的智能不足女孩。
一個大小孩懷著小小孩，她們連自己的人生都還無法負責，又如何能對一個新生孩子的未來負責？
多年後，我已是資深的婦產科老鳥，也坐上了婦產科主任的位置，我曾召開一個討論會，請到院長、院牧部、婦產科醫師與學校相關人員，希望針對「醫院墮胎原則」做出一個明確的定論。
那場會議最後的結論是：「馬偕醫院對於墮胎的原則是，沒有教條式的原則。」只要在病情、法律的考量之下，合乎情理法的個案，院方並不限制醫師進行墮胎手術，但需要醫師及當事人共同做出最符合倫理及當事人利益的決定。
對我而言，我完全尊重基於信仰或個人道德價值，不進行這類手術的醫師的選擇，但前提必須是「標準一致」，不能因人而異，一般平民百姓就一律拒絕，對於權貴ＶＩＰ就能夠破例。若沒有一致性的態度，便稱不上是「信仰」。
二十四小時待命的倫理委員會
後來，我也參與主導了醫院醫療倫理委員會，針對包括重症醫療、生命末期及懷孕中後期中止妊娠的具有多面向、涉及倫理道德的複雜個案，成立諮詢小組，進行社會、法律、醫療、人權等全方位的討論和斟酌。
這個小組機動性極強，針對各種突發的個案，可以隨時待命、迅速開會討論，通常一天之內做出決策提供臨床醫師建議，減少複雜情況下對醫師的困擾，也不影響對臨床個案的服務。
我們曾多次接到宣稱遭到強暴懷孕、本身卻智力不足的女孩，被家屬強行帶來醫院要求墮胎。但墮胎真是符合她們本身最大的利益嗎？她們是否真的無法清明地表達自己的意願？對於每一位這樣令人心疼、社會邊緣的個案，我們都不敢輕忽，因為我們或許是她們人生悲劇的最後一道守門者。是關起門，還是開啟門，才能讓這樣的悲劇效應不再擴大？
只要接到需要的個案，倫理委員會的小組可以緊急召開，我們曾因醫院前晚接獲提案，隔天清晨七點即召開會議，立即請精神科醫師判定，確定當事人無自主能力；再請求法務、婦產科的專家醫師，研判確是遭遇強暴。最後才做出適不適合人工流產的決議。
我坦承，在我早年接生頻繁的生涯中，也做了許多墮胎手術，在評估這些無奈懷孕，並且當下判斷無法給她們肚子裡孩子一個可以期待的未來，墮胎條件也符合法律規範之下，給這些大孩子們較好的醫療處置。
但是，人倫上，依舊不夠完美。我心裡期望，有一天，台灣也能像先進國家，成立「棄嬰窗口」，讓這些原本不被預期誕生的無辜小生命，仍能在合適的家庭裡，有第二次「投胎」的機會。
本文摘自：《在我離去之前：從醫師到病人，我的十字架》
作者： 楊育正/著, 楊惠君/採訪撰文
出版社：寶瓶文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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