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可能會以為她是街頭藝人；不是。當年她只是一位年輕的女性工業設計師。為了瞭解高齡者到底有多難為，她用不對的眼鏡模糊自己的視力，降低聽力，減少腿部伸展的幅度，然後拿拐杖彎腰慢走。
她扮裝成九種不同型態的老婦；搭巴士、趕地鐵，走遍各地只為了要徹底了解高齡者生活的種種細節。她長年對外分享經驗，敦促大眾了解高齡。
「作為老年人，即便對生理肢體上的無奈是準備好了，但自覺方面的負向感受是永遠無法釋懷的」：比如在路上被輕蔑、遭霸凌、被偷被搶。她扮貴婦時，受到禮遇；但扮成提袋遊民，甚至被驅趕去公園樹叢裡小便。
現在派翠西亞也在大學開課，聞名世界。但是那三年多的老婦生活經歷，使她堅信對待高齡者，是同理心而不該是憐憫。她反對用疾病和衰弱去汙名化高齡；因為高齡者並非獨立自成一族，高齡只是同一個人變得「比較多歲」而已。
我常常靜靜讀著派翠西亞的事蹟，讚嘆她的睿智和勇氣扮高齡者做田野調查。雖然我也曾在國外失智安養院作過義工，但是和她一比就自覺慚愧；因為派翠西亞的專家本質是當事人經驗，不是膚淺的照顧者傲慢。
ㄒ
做為照顧者，我們往往褪不去優越感，夸夸其言卻隔靴搔癢：我曾經苦勸一個93歲的安養院民不要抽菸，因為抽一根菸少6分鐘壽命；我曾經粗魯地想協助一個初見面的失智院民回想往事，因為我讀過他的資料。直到有一個上午的活動，當二戰期間的音樂響起，原本懶散疏離的院民立即輕快地配對、開舞，彷彿機器被啟動了，我才謙卑起來。
算算每一對都超過一百五十歲；站在八千歲之間，我忍不住自言自語：究竟是活多久重要呢？還是活著有感更重要？當年在美國唸書，人口學深遠地吸引了我。
70年代的台灣一年生出一個基隆市人口，人口金字塔呈現寬屁股三角形，年年擔心人口爆炸。但是人口學讓我醒覺到人口結構的比其實是動態的，除非出生嬰兒數能不停地擴張，否則平均壽命不斷延長的結果，金字塔終有一天頭重腳輕。
